去过厦门大学的朋友都赞叹于她的美。五老峰下南普陀前，白城海滩芙蓉湖园。校园内更有蓝天椰影下的囊萤映雪嘉庚楼和巍巍然建南大礼堂。甚而有人说，去厦门，一定要去两个地方，一是鼓浪屿，二就是厦大。
1926年9月至1927年1月，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虽然生前在厦大他饱受排挤，孤独万分。但毕竟离世后一再被想起。集美楼铺满整个二楼的鲁迅纪念馆记录了他在厦门这短短几个月的生活写作和爱情，与旁边的陈嘉庚纪念馆前的嘉庚像遥相呼应。可是真正和陈嘉庚惺惺相惜携手奋斗１６年的创校校长林文庆，却很罕见地被人们遗忘了。
在同属于嘉庚风格的南光楼里，我去听了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创系主任李元瑾的讲座，讲的是华人的双重属性。这个题目我很有兴趣，身份认同的问题我自己也曾在香港饶有兴趣地研究过 一段时间。 她说，讲陈嘉庚一定要从中国讲起，讲林文庆则一定要从南洋讲起。李教授的意思，是建立了一个内核和外延的双层模型，以中国意识和南洋情结究竟各自占据哪一层来分析其研究对象一生的认同之旅。
陈林二人都是东南亚华社的领袖，以后多年无论在商业、教育、政治舞台上也都相互扶持辅佑。陈嘉庚是橡胶商人实业兴国，而林文庆是医生也是学人，可以用悦耳动听的英语讲演孔孟之道，也可以用中文大谈尼采学说，他一生在中西文化中穿梭，始终充满矛盾和彷徨。辛亥革命爆发时，他立即从欧洲回国， 受好友孙文之邀在南京临时政府担任内务部卫生司司长 。 １９２１年陈嘉庚倾毕生之财力独资兴办厦门大学并邀请他任职校长时，他放弃了在新加坡优厚的行医和商业生涯，毅然前往。 他们携手在厦门大学共同奋斗了16年，度过了厦大私立时期的艰苦创建。
上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陈嘉庚企业经营受挫，厦大办学因此受到影响。林文庆亲赴南洋为厦大募捐。当时留下的史料说，时年66岁的林文庆每天都要沿街叩户募捐，早年在新加坡威望极高的他甚至要说这样的话：“我求你，帮助厦大，为祖国培养人才。”最后终于筹到20万元帮助厦大度过难关。庆功宴上酒酣耳热之际，陈对林说，我呢，要为厦大奋斗到死，你呢，也要为厦大奋斗到死。
多年以后，林和陈都选择了落叶归根。然而一个是南返新加坡，一个是北归中国。他们心中最后的归属不言而喻。
1941年，新加坡沦陷，日寇以华侨生命为代价用刺刀逼迫林接受“华侨协会”会长的职务。战后，他对此深感内疚，闭门谢客。1957年元月，林文庆在新加坡逝世，终年88岁。临终遗嘱将他五分之三的遗产和鼓浪屿的别墅故居捐献给厦门大学。为了这一段，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厦大忘记了林文庆。
于是李元瑾，这位同样出生新加坡而对闽南文化有着深切认同的学者，带着文人特有的执拗和书生气在研究中提出问题：这究竟是意识形态之故呢，还是本位主义？其实答案不言自明。当年林文庆从新加坡来到中国，是多年英旅的生涯中对于身份认同的困惑使他最终选择了回归儒家文化以自立。然而当时的中国，却正经历着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文化运动。反古批孔的热浪，几乎淹没了这位南洋儒学运动的领导人。所以她说，厦大一直挣扎于林文庆和鲁迅之间。林文庆与鲁迅的矛盾，竟埋下往后遭历史遗弃的悲剧。而鲁迅也因为与林文庆的不合最终离开了厦门。在这样一场运动当中，究竟谁才是被时代埋没被历史扭曲的人物？
而南洋的情况又何尝不也令人惋惜。六七十年代的反共排华浪潮下，带着深刻中国烙印的陈嘉庚自然也成为一个忌讳的名字。1961年，同样88岁逝世的陈嘉庚被以国葬的礼遇在北京下葬，后迁至厦门鳌园。然而又有谁知道晚年的陈嘉庚是在极度的矛盾和痛苦的状态下度过的。他一生追随过中国的三个政治人物，然而最后都以失望告终。陈嘉庚的侄子陈共存说，数十年来，写陈嘉庚的历史和事迹的人，都有各自的立场，所写的只是表面化，未能深入理解陈嘉庚思想的深奥。极左派认为他是资本家，国外却认为他是共产党极左派的同路人。十年前李教授和友人谈起林陈二人，尤其是陈嘉庚多年在南洋办学兴校，移风易俗，对新马社会的贡献以及不相称的冷遇，不禁感慨道，为陈嘉庚设立纪念馆的时代或许还未到来。
老话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正面的理解也可以说，对历史的评价解释总是顺应时代需要而动的。通过新加坡和厦门两方面的共同努力，2006年4月6日厦门大学建校85周年那天，厦大终于为他建亭立碑，名文林亭；2008年88周年时在亭旁塑林文庆像。而此前在新加坡，一场介绍陈嘉庚南洋事迹的展览也终于拉开帷幕。
整场讲座虽然令我疑问重重，虽然没能说出来的比说了的更多，但我记得很清楚在演讲的最后，演示文稿上有那么一页，一下子触动了我。也是这段话，让我一定想要写些什么，来纪念我在厦大和这些中国近代最复杂往事的相遇——
林文庆：生于新加坡，死于新加坡。人生最宝贵的年华留在中国。
陈嘉庚：生于中国，死于中国。把50年的光阴奉献给了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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